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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业、煤矿、矿工” 三煤问题与出路

发表于 2015-07-06 06:20 上一篇 下一篇

1,消失的优势

  近年来,基于我国煤炭工业迅速从辉煌到低迷、从拯救全国到全国拯救的现实考量,经济界、学术界特别是行业内掀起了一场煤炭革命还是革煤炭命的大讨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社会精英对保障基础能源问题的关注和困惑。近期参加新一轮“千名干部与万名矿长谈心对话活动”,明显感到一些矿长的话题从谈安全偏向了话经济,大叹苦经。这无可厚非,安全问题的背后是效率问题,效率问题就是经济问题。在全国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煤矿企业的亏损面或已超过90%,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群体弥漫着悲观的气氛。在生存和健体面前,生存是第一要义,活命之后才有强身。

  笔者认为,我国象“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样存在“三煤”(煤业、煤矿、矿工)问题,区别仅在于农业为人畜生产粮食,煤业为工业提供能源,但共同保障了社会经济发展。基于这种现实关怀,本研究报告对制约煤业发展的几个问题予以廓清,以期从认识层面上厘正思路,从实践层面上找寻出路。

  我国煤业发展与国民经济呈正相关,建国以来曾随之仰俯12次之多,笔者感受最深的是发生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最近2次,也是振幅最大的2次,目睹其攀上高峰又跌入低谷。如果撇开国民经济发展,如果不管市场需求,仅仅从时间轴看,这些年煤业发展确实取得了巨大进步,煤炭产能超过40亿吨/年,煤矿科技化水平和安全保障能力大幅提高。可是,如果放眼整个经济环境,煤业的进步就很难让人满意了,既便是让人念念不忘的“黄金10年”,也是错把体量当力量,掩盖了关键矛盾和问题,错失了最佳窗口期。可以说,煤业“黄金10年”也是失去的10年,今天的困境就是10年盲目发展埋下的伏笔。曾几何时,煤业在能源产业竞争中具备了3个天然优势,从而形成煤业的核心竞争力。然而,伴随着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煤业的3大核心优势正在逐步消失。

  第一个消失的是规模优势。没有规模做不了大文章。提到规模,煤业沾沾自喜,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可预见的将来,煤炭的基础能源地位没有变。实质是从大约15年前,煤炭部撤销,部属96个矿务局分拆后下放各省,就开启了煤业的各种折腾和衰落模式,地方割据和行业封锁陡增,再也无力实施大集团战略,规模经济效应荡然无存,最痛心的是失去了行业话语权。相比世界主要产煤国家,目前美国前4家煤业公司产业集中度占70%,澳大利亚前5家公司占71%,印度1家公司就占90%,而在我国,神华集团等前10家行业巨头仅占39.6%,明显偏低,难于调控市场。20147月以来,国内召开近30次联席会议遏制煤炭市场下行,由于行业囚徒效应,煤价踩踏事件不断,2015年前5个月还是降低了19%6月份微弱反弹。这都是透支资源造成的折价,对国家经济有害无益。相比国内石油行业,1998年中石油、中石化组建后,迅速并购社会加油站和油库,至2011年就攻下全国总数的54%,确立了上下游一体化业务的优势地位。再看铁路系统,2013年铁道部撤销时,近乎成建制组建了铁路总公司。对比“石化双雄”“铁老大”,煤业难于攥紧拳头,规模优势高下立现。

  第二个消失的是资本优势。资源和资本历来是孪生兄弟。资本决定煤炭价格,而不是煤炭价值或市场需求,当前的煤炭产能过剩格局是资本炒作的结果,资本具有倍增放大效应。按照凯恩斯经济学观点,当资本的预期收益超过其供给价格或重置成本时,投资就有利可图,反之则反。只要有足够增量资金进场,即使产能过剩,煤价也是可以拉升的。当年国家投入4万亿资金,就是这么拉动经济的。风口之上,猪也会飞。2002年以后,我国煤炭需求以年均1.5亿吨的速率提升,2003年国家开始推行矿权“招拍挂”工作,产生巨大投资引诱,吸引国资、民资、外资等各路资本,以及电力、石油、烟草等一些行业蜂拥而入,推进煤业长达10年的高速膨胀。期间,绝大多数煤矿只是利用充裕的资金一味地扩大再生产,产能产量增加了3倍之多,而在产业链有效延展、高新技术研发和引进、办社会职能卸载、衰老煤矿破产改制等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没能走出“兴也煤炭、衰也煤炭”的轮回。2012年下半年以后,国家经济进入新常态,煤价失速下滑,业已腰斩,投资收益跌破了供给价格,造成煤业融资难、贷款难问题越来越突出,不少煤矿因资金链断裂而被迫关停。眼下的煤业困境,就是资本出逃后的狼藉。

  第三个消失的是劳动力优势。我国煤业是劳动力密集、工种最多的行业之一,多年来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是主要竞争优势之一。但目前我国劳动力总量出现拐点,主要支撑煤业需求的农村可供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大幅下降,同时住房、教育、医疗等生活成本持续上升,导致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步弱化。有资料显示,劳动力供养成本,包括工资、福利、保险、管理等各项费用在内,约需要10万元/人年,占煤炭生产总成本的52%左右。由于煤炭开采高危,而且工作环境差、作业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低,与年轻人自我实现需求相悖,使煤矿招工难、留人难、管理难问题非常严重。从20154月国家煤矿安监局对山东省大中型、小型、灾害严重和煤质差4种类型20个煤矿抽样调查看,劳动力结构在恶化。一是年龄结构趋于老化。大多居于35-55岁之间,35岁以下的不足10%,以“4050”为主体,老龄化问题严重。二是劳动技能与用工需求矛盾突出。整体受教育状况较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约占85%,工程技术人员仅占2%-6%,与安全生产要求不匹配。特别是劳动力队伍不稳定性,透支了行业当下和未来。2011-2014年平均工资下降了35%,拖欠现象严重,降低了劳动积极性,熟练技术矿工和工程技术人员甚至高层安全管理人员大量流失。

  煤业是资源依赖性行业,资本、劳动力和煤炭资源自然禀赋是煤矿发展的根本要素,三大优势丧失直接导致了 “三煤”问题发生,但部分观点就像对待一些社会现象,习惯于从人性上找原因一样,认为是煤矿以量补价、变相降价、竞相压价等行为造成的。平心而论,这些行为,只是煤矿自救的本能反应,人性是不完美的,煤矿也是不完美的。不完美才会有进步,进步了才会发现新的不完美。让煤矿“饿着肚子”去讲大公无私,是不现实的,也是不道德的。

  扪心自问,为什么一个在国家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中仍然占比66%、拥有580多万从业人员的基本面,又具备产供销完整产业链,而且拥有诸多世界500强企业、大型国企的煤业会做得如此不尽人意呢?笔者认为有几个严重的问题导致了煤业优势丧失。

  首先,是被诟病已久的体制问题。顶层设计对于煤业的根本属性、定位和发展方向缺乏清晰的战略思维,不了解先进市场经济国家煤业集团化规模发展真谛,被暂时的困难所迷惑,有用的经验和明晰的战略优势并没有被充分利用。事后政策虽然有所调整,规划建设了14个亿吨级大型煤电基地,强力推动组建了神华、安徽两淮、河南两大煤化工、山东能源等大型煤炭集团,但无力挽回颓势,产业集中度、整体竞争能力未能如期恢复,覆水难收。

  其次,是没有摈弃计划经济的惯性做法。在区域市场的庇护下,诸多煤矿企业思维官场化手段行政化,用在宏观经济战略思考上的时间太少,对经济规律缺少基本把握和预判,缺少“以客户为中心”的目标导向,对于行业发展趋势缺少洞察和跟进,对于市场经营决策缺少应对与操作,遇到困难习惯性地寻求政策保护,而不是积极投入产业运营,被时代发展甩在了身后。这是痛苦的过程,也是重生的过程,跟不上趟的煤矿、老一代矿长将大批退出市场。

  第三,是始终以产量论英雄。建国后煤炭长期短缺的历史,造成保生产、保供应成了最重要的任务,甚至在做编制《煤炭工业发展“十二五”规划》调研时,不少煤矿还提出了产量倍增计划。这就是为什么煤业研究安全生产的人多而研究经济发展的人少的根本原因,而电力系统则不然,仅电力经济研究院就有数百人。煤业一味地埋头苦干,没有看到整个产业链,用战术的勤奋掩盖了战略的懒惰。煤业发展受制于各种因素,煤炭经济研究是个大问题,资本运作诉求是个大方向,需要组织专门力量研究国内、国际市场情况,研究电力、冶金等大客户需求。

  沿着这些问题再往深处看,就会发现根本原因在于煤业落后的生产方式。多数煤矿都是模式一样、“五脏俱全”的独立“家庭作坊”,犹如一座座孤岛,组织机构、产供销链条和岗位工种齐全,开采工艺和管理方法相似,大中型煤矿等于小型煤矿的几何放大。即使兼并重组,也只是煤矿数量上的加和。市场行情好时,就简单地做加法,上产能增产量;市场下滑时,就做减法,关井压产,周而复始。未来的竞争是全产业链竞争,而非单个企业间的“独斗”,打破家庭作坊樊篱,实现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增强煤业整体合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之举。

  2,迷茫的前途

  眼下,煤矿日子难熬,期待淘汰过剩产能、推动脱困转型和提升煤炭价格。一些煤矿坚信“羊毛出在猪身上”,积极跨行业布局,应对艰急时局,虽然在煤电、煤化工、煤建材等方面初步形成了非煤产业链,甚至在农林牧渔、娱乐影视、高科技等行业均有煤老板活跃的身影,不排除有转型成功者,但多数为劳动密集型项目,科技含量低、生产效率低、盈利水平低,自我创新发展能力弱,难以形成替代产业。有的煤炭集团还大幅减员降薪,努力自我救赎。总的来看,随着传统价值观的转变和生产模式逐步衰弱,面对行业困境,大多数的煤矿包括一些大型国有煤炭集团的负责人都徘徊在实现怎样发展的路口,不知何去何从,有几个认识误区占据着舆论高地。

  一是继续整合重组。公开的信息已经明示央企合并重组是大势所趋,这被视为继上轮注资、下岗之后的又一轮改革,收获了无数掌声,会产生羊群效应。反射到煤业,在时过境迁的情况下,一些人仍然青睐大型煤炭集团,力图创建更大、更强、盈利更加丰厚的领军企业。可以认为,政策鼓励整合重组,恰恰是因为站位落后而知道路径后的模仿,属于阶段性后发赶超,未必适合煤业当前发展。从全国一些大型煤炭集团的整合重组看,多数是“拉郎配”,除了在企业规模排名上提高了位次之外,要么是增加了一道管理层级,凭空多了个“婆婆”,要么是简单的规模相加,额外添置了诸多摩擦。战略不明的“强强联合”更不可取,技术优势代替不了战略优势。在我国庞大的煤业,再走整合重组之路,提高不了多少产业集中度和竞争力,覆水难收可以不收。笔者认为,我国煤业“由大并小”更为现实,但这种行为动力应是内生的、建立在效率提升之上的,规模优势之失已经变成了沉没成本,独立思考、慎重行动、追逐机会成本方为上策。

  二是强制关井压产。关井压产是煤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小煤矿是被抛出的那只羊。结构调整包括结构优化和结构升级两个相互联系的主要方面。煤业结构优化是指大中小型煤矿的各种要素比例关系协调、合理;结构升级是指实现煤炭经济结构从单纯的经济增长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转变。我国煤业结构优化是通过“管住增量、调整存量、上大压小、扶优汰劣”来实现的,主要是关闭小煤矿。从199812月起,已经进行了数次,小煤矿数量由2000年的3.3万个下降到20156月底的8000多个,同期小煤矿产量占比由27%下降到12%左右。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前些年煤业的增长是超高速的,投资比重越来越大,建设了大批数百万、数千万吨级的大型、超大型煤矿,但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却不能充分消化,导致产能闲置和浪费,降低了经济增长效率,并给未来增长带来隐忧。目前来看,煤业结构优化基本到位,继续依靠关闭小煤矿是消灭不了产能过剩的,即使全国年产9万吨及以下的小煤矿全部关闭,仅能减少产能4.4亿吨,而且在建产能却有14亿吨之多,并且关闭小煤矿多是采用行政强制手段,存在法律障碍,动辄拔刀弄拳,也显示行业畸形生态,无规则、无尊严。

  三是重续煤电长协。电煤是煤炭消费的主体,占消费总量的一半以上。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对电煤实行价格指导和重点合同管理。煤业在电煤与市场煤价格悬殊较大的情况下,长期让利在煤炭供给、运力配置和价格水平上对电力系统给予了保障。但现实中,一旦发生“电荒”,常拿“煤慌”说事。据媒体报道,2012年夏季用电高峰前夕,在全国煤炭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却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电荒”预警再次来袭,而全国重点电厂煤炭库存稳居20天以上,“煤荒”不再,“电荒”却依然。究其原因,是煤电定价机制症结所致:“一头放开,一头封死”的扭曲电价和“一部分市场,一部分计划”的双轨制煤价。可见,煤业在煤电长协博弈中已当了多年的“冤大头”。自20131月起,随着全国煤电供需矛盾的缓解,国家取消了煤炭价格干预措施,实行了市场化改革,电煤价格直线下降。不少煤矿矿长渴望再续煤电长协,通过“煤电互保”帮助脱困,但一切都在大规模变革之中,无论是哪一个煤矿,如果不能深刻地认识到资金正随着客户需求的改变而改变流向,求人不如求己,无论过去他们有多成功,都只能苟延残喘,直至被历史掩埋。

  四是依赖政策支持。煤炭市场低迷持续发酵,国家着力宏观调控出手相救,先后出台限产限运、安全控煤、规范进口、淘汰落后、金融支持、税费调整等30多项相关对策和措施。多个产煤大省也奋起自救,山西省先后出台“煤炭20条”、新政“煤炭17条”,贵州省制定“煤炭30条”,内蒙古建立东部区煤炭销售联动机制,山东、河南、河北、福建等省也相继加入救市大军。盘点煤炭新政,多数措施集中在干预市场、减免税费、维护价格三个方面。从政策执行情况看,这些措施虽然能在某种程度上减少煤炭生产成本,但对煤炭市场的走势没有多大影响,减少的成本很快又被市场吃掉,等于给继续降价增加了空间,原因在于无力使供需严重失衡的势头发生根本性扭转,不可能产生投资引诱,金融机构不会轻易对煤业另行追加投资。而且在现实中,减免税费反而更加刺激了生产积极性,进一步使煤炭供大于求。这说明,政府救市的效果是暂时的,政策保护不了注定下行的企业。

  当然,还有其他N种认识。例如,主张彻底转型,但说不清资金、技术、市场、客户优势在哪,没有多少说服力;大胆尝试的,大多成了“陷阱”。再如,主张绿色发展、科技驱动等。前者没有弄清煤炭污染主要发生在消费环节,包括煤发电、煤焦化和煤化工等,属于化学性污染,错把煤炭生产利用全产业链污染计算到了煤业头上。后者把战术手段当成了战略目标,解放不了煤业,试想当下煤矿机械化程度远比10年前高,还是跌入发展低谷,就是很好的例证。

  综合来看,上述认识还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不能从根本上指导煤业发展。煤业问题是系统性的、生态性的,解决的办法应是能够代表下一个10年的“创蓝筹”,即与宏观经济背景相协调的结构升级。善弈者,谋势不谋子。

  当前,我国正面临资源节约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会对煤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随着国家经济增长从高速转为中高速,经济结构从中低端转向中高端,煤炭需求增速放缓,资金投入相应减少的格局将成为煤业发展新常态,短期内难以改变产能过剩、价格低位运行态势,但困境不是绝境,世上无夕阳产业,只有夕阳企业,煤炭只能替代不能取代。当前煤业困境只能说明依靠高投资、上项目、铺摊子的老路难以为继,新的发展阶段已经来临。美国的煤业也同样面临天然气的竞争、环保的压力和社会的质疑。

  3,现实的出路

  当国内煤业正在为如何化解产能过剩一筹莫展时,世界工业革命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迎来了智能经济时代,主要特徵是“互联网+新金融”模式。如果说历史上是依靠残酷的战争消灭大规模产能过剩,智能时代则可以依靠大数据消灭过剩的产能。因为大数据与智能互联互通,让生产直接与消费对接,根据客户需求产生点对点精准定制,基于信息不对称的产能过剩不会出现。我们对智能时代应有足够的认识,这是我国煤业彻底结构转型升级的弯道超车期,互联网和大数据会给煤业发展插上翅膀。在智能时代,煤业将会是模块化、专业化和社会化,即“三化”模式,煤炭生产销售是在资本纽带作用下,由模块式的可自由组合的专业公司完成的。

  “三化”模式运行机制。探讨煤业发展模式,首先应对煤业问题进行界定。在我国,煤业主要是指煤炭采选业,包括地上下采掘、矿井运行、煤炭销售和在煤矿工业广场附近进行的旨在加工原煤的洗选等辅助性工作,但不包括资源勘探、煤制品生产以及煤炭外运、利用和转化活动。可见,煤业问题实际不多,也就有三种情形,即生产什么、怎么生产和销售的问题。一旦矿权确定,煤炭资源自然禀赋就决定了生产什么,说白了煤业问题就是生产方法和销售问题。

  我国正在经历一场极为深刻的代际革命,资产的控制权正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移动互联将迅速而全面地渗入社会经济所有行业领域。也许只要10年,煤炭生产销售会与今天完全不同。煤炭生产前,销售公司会主动上门向煤矿订货,合同签订后在期货市场挂牌销售。煤矿会把销售合同交给金融公司,抵押生产所需要的流动资金,同时根据需要通知专业采掘公司前来签订开采合同。然后,采掘公司会把开采合同交给同一家金融公司,获得信用证,担保会在煤炭开采后获得付款。煤炭开采后,煤矿与采掘公司之间只需签单确认就行了。煤矿需要其他业务也是按此办法找相关专业公司承包。煤炭生产过程是在销售公司联网监控下完成的。这时候,销售公司会来验货并负责运走。在煤炭进仓后,销售公司则按照合同价格与煤矿结算,把销售款直接汇到金融公司,而金融公司会在扣除煤矿所有签单的费用后把差价留给煤矿。整个生产销售链都是产业金融在运作,各个环节之间都是契约关系。

  “三化”模式主要成效。亚当·斯密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变得富有,既要有技术进步,还要有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技术进步、劳动生产力提高来自分工,而分工依赖于市场特别是市场规模,即社会化生产。分工越细技术进步越快,经济发展越快,生产更加社会化。表面上看,“三化”模式在技术、工艺、装备、人员等方面没有变化,实质上是生产的组织关系,即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变革,要素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革命,真正实现了专业化分工、社会化生产,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大大提高,资本运作诉求有望增加。在这种模式下,国家推进的“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科技强安专项行动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一是实现了简约高效管理。重构企业战略成长,内在推动力还是组织和人。煤矿内部无需再设置大而全的组织机构和生产经营单位,缩减层次,缩小规模,整合功能,简单组织管理,即使是安全管理也可以找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代劳。煤矿变成了资源配置的平台,专注围绕市场、围绕客户价值提供产品和服务。

  二是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煤矿用工大幅削减,破解了“用工荒”问题,部分技术熟练矿工和技术人员会流动到专业公司或另谋出路,加上“4050”群体正常退休,预计10年内每年能够减员40-50万人,最终全国矿工稳定在100万人左右,能够从整体上节约劳动力成本,并且可以锁定长期的用工风险。设备由专业公司配备,使用效率更高;煤矿不需要再投巨资购置生产设备,减少了设备闲置、损耗和折旧成本,同时减少了中间环节管理,降低了管理成本。

  三是推进了安全生产。专业公司高度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由专业公司干专项工作,业务更熟练,技术更精湛,效率更高级,更有利于减少失误。同时,实现了生产链上关键流程的数字化,能够对大数据集中分析和应用,可以及时发现缺陷,尽早排除。

  四是真正实现了规模效益。产品和服务实现数字化和互联互通,基本消除了信息孤岛,消灭了产能过剩,避免了价格倾轧。一方面,利用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价格发现功能,提供定制化的采销方案,按需生产,均衡生产,期现结合实现避险。另一方面,借助电商平台,线上交易,减少了流通损耗和加价环节,得到了流通利润。有资料显示,互联网、物联网每年能贡献高达2%-3%的额外收入。

  结构升级路径。“三化”模式是煤业结构升级明确的市场化路径,目标已聚焦,煤矿应发挥核心竞争优势,因地制宜,顺着路径去剖析路径,庖丁解牛,倾其资源,无以复加。

  一是大力实施“产融结合”战略。国家推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煤业发展正赶上由人口红利转向资本红利的二次机会。按照要素禀赋理论,产业结构升级不是靠经济效益,而是靠积累资本的实力和规模。煤业发展产业金融是关键,如果不能做大做强这个关键要素,整个行业可能会沦为“包身工”,被剪羊毛。“黄金10年”期间,大量煤炭资源被瓜分就是教训。煤炭集团应有平台思维,借助互联网,在股权多元化和股权激励等方面进行突破,发挥产业与金融协同效应,实施规模扩张。煤矿是产业金融的潜在客户群,可以提供相关的项目,反过来,产业金融可以为其提供融资、租赁、工程履约担保等服务。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推进“融融结合”,国际上无数大的保险公司、银行、担保公司、大型国际公司都是通过资源开发发展起来的。

  二是积极培育专业公司。所谓市场,就是稀缺资源、比较优势互换。煤矿要解放思想,根据自身条件,积极参与产业分工,尽快向专业公司转化,围绕市场细分,走做精、做专的路子,推动比较优势从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相对密集型逐渐向资本相对密集型提升,创造最大的剩余和资本积累,坚决退出盈利差、管控难、无协同优势的非主业经营业务,放弃也是博弈方法。能单独成立采掘、安装、运输、销售等公司的,就单独成立;不能单独成立的,也可多个煤矿组合。时下经营困难的煤矿,不必再囿于招工难、用工难而硬扛,而应报团取暖,采取交流、联合、劳务派遣等方式调剂使用矿工,先走出第一步,循序渐进逐步转化,以时间换空间。在互联网时代,心态、边界必须随之开放,阳光之下没有“意外”,长线趋势由内在要素综合决定。

  三是政策层面需要保驾护航。政策制定遵照经济规律,在顶层设计与底层活力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才会迎来更多的机遇。真正专业化、社会化的煤业市场才能诞生伟大的公司,政府负面清单管制不可或缺,约束市场行为带来的负的外部性,应着力在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方面,要增强制度性调解功能,建立完整的产业信用链条。国人偏爱国外产品,说到底是对信用的认可。契约精神、信用保证才是经济能否升级换代的关键。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市场化信用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互联互通社会信用信息,实现即时检索查询,加强信用结果运用和监督,依靠信用提振经济。煤业结构升级需要的是筛选机制、信用定价机制而不是刺激政策,泥沙俱下地给所有煤矿一个高估值,是纵容投机。另一方面,要着力改善竞争环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国务院令第446号)把“煤矿将井下采掘工作面和井巷维修作业进行劳务承包”定为重大安全生产隐患和行为加以制止。从该令颁布10年来的执行情况看,并没有有效制止煤矿单项工程外包行为,真实的市场关系被扭曲,以更为隐蔽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没有资料能够证明与安全生产之间存在定量关系,损害了制度规则的可置信度,应尽快予以废止,为煤矿放开劳务市场释放空间。既然我国的成本比较优势下降是大势所趋,不如开放市场,让煤矿在更凛冽的气候中搏击。(作者:扈天保 山东煤矿安全监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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